三、义净的译经活动
义净毕生从事佛事活动，特别在译经和著述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他译经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入抵印度那烂陀寺至室利佛逝返国前，他试译了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一百五十赞佛颂。第二阶段是回国后至自主译场之前，主要是整理原来的译著，并参加于阗三藏实叉难陀法师主持的华严经的翻译。第三阶段，在则天久视元年（700）以后，义净自设译场，亲自翻译佛经，先后在洛阳、长安诸寺译出的佛经有几百卷之多。义净的翻译活动得到朝廷和僧众的大力支持。在福先寺、西明寺译金光明最胜王等二十部佛经时，印度沙门阿儞真那，中国僧人波仑、复礼、慧表、智枳、法宝、法藏、德感、胜庄、神英、仁亮、大仪、慈训等分别为证梵文义、笔受、证义，朝廷的成均（即国子监）和太学助教许观监护，译文经缮写后进呈朝廷。武则天十分高兴，亲制圣教序，对义净的功业大加称赞。中宗神龙元年（705），义净在东都洛阳翻译孔雀王经，在大福先寺译胜光天子等经时，兵部侍郎崔湜、给事中卢粲润文正字，秘书监驸马都尉杨慎交监护。景云元年（710），义净在大荐福寺译浴象功德经等二十余部佛经时，吐火罗（今阿富汗）沙门达磨末磨、中印度沙门拔弩、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沙门达磨难陀、东印度居士伊舍罗、沙门惠积、文纲、惠诏、利贞、胜庄、爱同、思、玄伞、智枳等中外僧人为证梵文、证梵本、读梵本、证义、笔受、证译，而修文馆大学士李峤、兵部尚书韦嗣立、中书侍郎赵彦昭、吏部侍郎卢藏用、兵部侍郎张说、中书舍人李又等二十余人次为文润色，左仆射韦巨源、右仆射苏环监护、秘书大监嗣虢王邕同监护。景云二年（711），在大荐福寺译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等经时，太常卿薛崇嗣监护。中外名僧参加助译、朝廷名臣润色，使得翻译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其中义净发挥了关键作用。义净不仅精通汉、梵文，又有在印度生活十几年的经历，而且又经过试译、助译的实践锻炼，因此翻译起来得心应手。尽管如此，义净在翻译过程中依旧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坚持直译的原则，在原文下加注说明，订正译音译义，介绍产物制度，在语译方面，区分俗语雅语，又常在意译汉字下标出四声和反切，以求得准确的发音，因此在总体上他继承了玄奘的翻译特点，同时也有自己的独创之处，这使义净的译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义净的西行和翻译佛经活动对唐朝的佛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印度归来时，义净除了带回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佛经外，还带回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这些都成为中国宗教界的瑰宝。所译佛经以律籍为主，其中特别是根本说一切有部体例范围都较完备。另外如集量、法华等也很重要。除律部外，他也重视瑜伽一系的学问，他认为“所云大乘，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瑜伽……瑜伽则外无内有，事皆唯识”。他译出的佛经中也有瑜伽系的内容，同时适应当时崇尚密宗的风气，还译出了金光明经及一些陀罗尼经，有的还附有密宗源流的资料，这些都丰富了唐朝的佛学典籍。跟从义净译经和求学的僧人很多，得到义净赏识的有崇庆、崇勋、元廓、玄秀、玄睿、惠神等，跟随在身边的有崇俊、玄晖、昙杰、宝严等，远在各地的有法明、敬忠等，这些弟子的佛学观点都受到义净的影响。
四、义净的著述与价值
除了在佛学和翻译方面的贡献外，义净在地理、外交方面也很有功绩。他在归国途中逗留室利佛逝时，写出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这些著作记述了前往印度的僧人，其中二十余人从吐蕃道去印度，三十余人经广州出海去印度，这些海陆两途的情况在书中都有记录。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以僧传的形式记述了唐初从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到武后天授二年(691)，共四十余年间，57位僧人(包括义净本人)到南海和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书后附重归南海传，又记载武后永昌元年(689)，随义净重往室利佛逝的四位中国僧人的事迹。义净在书中记述了有关南海各地的情况，成为流传至今的关于南海各地的最早历史地理材料，为各国研究历史、地理和外交者所重视。书中有关于印度的珍贵史料，其中对医学的记载颇多，如南海寄归内法传第二十七章就讲到印度传统的医学“八医”，并指出“西方药味与东夏不同，互有互无，事非一概”。第二十八章专讲印度进药的方法，其中提到印度人患病时常用少食的方法来治疗，颇具科学性。还有关于印度人的生活卫生习惯，如沐浴、食前洗手、散步等。
该书在内容和结构上非常有特色。书中没有采用传统的僧传模式，而是按57位僧人出行时间的先后总为一传，分别叙述他们的籍贯、生平、出行路线、求法状况。多叙述简略，有的仅三十余字，比如木叉提婆篇、慧琰大师篇。只有少数的几位僧人着墨较多，比如玄照法师、道琳法师等。着墨多少可能与义净掌握的资料多寡有关。但无论详略，其叙述总是按照籍贯、生平、出行路线、求法状况的顺序下来，无则缺省。
从书的内容来看，似乎是一部“行状”的集合。据清人吴曾祺的文体刍言解，“行状，汉时只谓之状。自六朝以后则谓之行状。所以述死者之行谊及其爵里、生卒年月，为乞人撰文而作。”这种行状多赞美之词，或者说，有褒无贬。由此观该书，行文上确有行状特色。以着墨最少的两位僧人为例。卷上的交州木叉提婆师全文，“木叉提婆者，交州人也。不闲本讳。泛舶南溟，经游诸国。到大觉寺，遍礼圣迹。于此而殒，年可二十四五矣。”另，卷上的交州慧琰法师全文，“慧琰法师者，交州人也。即行公之室郦。随师到僧诃罗国，遂停彼国，莫辨存亡。”由文中标注的下划线，很清楚地看到叙述对象的籍贯、卒殁生平、出行路线、求法状况等。这是书中最简单的描述，着墨较多的僧人只是在此基础上加了详细的出行路线，求法过程及所求经卷，生平成就等。
义净法师还是一位著名的诗僧，他一生中写有大量抒发个人情怀和描述佛理禅意的诗歌。其求法诗在佛门中代代相传，经久不衰。诗云：
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
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
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
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总之，义净法师是继法显、玄奘之后我国最有成就的西行求法高僧。他为探寻佛经原典深意，只身冒着生命危险西行求法。他在印度十多年，跟随许多高僧学法，不仅深入研究过瑜伽、中观、因明和俱舍等经论，而且精通梵文、巴利文等多种外语。他一生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为后人研读佛经提供了方便。他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著述，保存了大量有关印度人文地理等方面的珍贵史料，为后人研究古代中印历史文化提供了大量翔实资料。他不畏艰辛的求法精神和为佛教作出的历史功绩，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永久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人们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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