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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佛教在线北京讯2014年10月17日，“宗教社会学2014北京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论坛开幕式由世界宗教研究所金泽研究员主持，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致开幕辞。
2、曹中建书记回顾了自1964年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宗教现状调研方面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回顾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宗教社会学经典著作翻译、宗教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3、曹中建书记指出，当前，宗教在国际、国内的社会影响日益凸显，宗教并未走向私人化、边缘化，而是产生了重要的公共影响。这一宗教现象，促使学者重新反思宗教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反思启蒙运动以来关于宗教世俗化的理论主张，促生了新世俗化理论、宗教市场论、宗教生态论等诸种理论。那么，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究竟应处于何种位置，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如何，宗教与社会互动、变迁的机制如何等，这些问题在当今的中国变得日益重要，急需进行深入研究。
4、为了更好地推进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思考，更好地促进宗教社会学学科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创办了宗教社会学论坛，并正式出版《宗教社会学》辑刊。尽管论坛才办了一届，辑刊才出了两期，但反响不错，这坚定了我们把宗教社会学论坛及《宗教社会学》辑刊继续办下去的决心。曹中建书记介绍了宗教社会学论坛及《宗教社会学》辑刊基本情况。他指出，宗教社会学论坛的目的是为学界搭建一个沟通与交流的平台，推进宗教社会学学科建设，为构建中国宗教社会学话语体系而共同努力。《宗教社会学》辑刊由中心论题、经典钩沉、理论前沿、书评与学科综述等栏目组成，强调围绕宗教社会学理论某一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宗教有理论深度的社会学研究。
5、曹中建书记指出，宗教社会学在中国是一门较为新颖的学科。三十年来，宗教社会学在中国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与欧美相比，中国开展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较为短暂，研究水准仍有较大的距离。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仍落后于中国宗教现实，对一些热点问题缺乏研究。总体来讲，中国宗教社会学仍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一批年轻学者的成长，其未来发展值得期许。
6、曹中建书记强调，本届的宗教社会学论坛有一个特点，就是参会的学者当中青年学者占多数，这说明宗教社会学论坛有希望，宗教社会学有希望。最后，曹中建书记希望宗教社会学论坛能够为中国宗教社会学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希望参会的诸位学者为构建中国宗教社会学的概念与话语体系而努力。
7、“宗教社会学2014北京论坛”的主题是“理论溯源”，旨在对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追根溯源，进行知识考古，厘清其内涵与流变。本次论坛设有以下分论题：理论溯源；宗教类型学；宗教认同；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当代宗教研究。
8、论坛的第一场理论溯源专题将于上午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赵广明研究员主持，由北京大学孙尚扬教授评议。该场由梧州学院讲师吴军博士、北京大学张文杰博士、深圳大学讲师邵铁峰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邱永辉研究员分别发言。吴军博士发言的题目是《论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社会”概念的三重维度》，张文杰发言的题目是《世俗化理论之前的“世俗化”：概念谱系的初探》，邵铁峰发言的题目是《涂尔干的知识论：宗教与概念》，邱永辉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社区”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初探》。
9、会议得到了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东政法大学、上海政法学院、郑州大学等单位专家学者的支持和积极参与。
10、这是中国社会科学世界宗教研究所召开的第二届“宗教社会学论坛”，承接2013年第一届宗教社会学论坛的主题“西方理论与中国宗教问题”，意在加深对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的理解，对其进行溯源，尝试引导学界关注学科基础研究，夯实学科基础，推进学科积累。这次论坛既关注西方理论，又立足中国宗教与社会实际；既有国际视野，又有本土关怀；既探讨西方理论之源，又研究其对中国宗教的解释力及其适用性、局限性，力求在理论溯源和中国宗教现实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积极推进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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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济寺占地35亩，坐北朝南，在中轴线上依次分布着山门殿、弥勒殿(天王殿)、大雄宝殿、圆通殿(观音殿)和多宝殿。
2、东西两侧除钟楼和鼓楼外，还有整齐的配殿。寺庙的西北隅，有一座建于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的戒坛殿和汉白玉砌成的戒坛，至今保存完好，这是广济寺保存的最古建筑物，今称三字堂”。寺内西路四合院为中国佛教协会各部门的办公场所。三学堂后为《法音》编辑部。整个寺院布局严谨，整齐对称，寺中有院，错落有序，曲径通幽，庄严寂静。
3、广济寺供奉着不少明清时期的佛像，寺内还收藏不少珍贵的佛教经卷、碑刻等文物。在大雄宝殿有一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铸造的青铜宝鼎，有2米多高，放置在刻花石座上，鼎身铸有佛教八供（轮、螺、伞、盖、花、瓶、鱼、结)等花纹，造型古朴大方，工艺精湛，是珍贵的艺术珍品。
4、大雄宝殿后壁悬挂着一幅《胜果妙因图》，是清乾隆九年(1744年)著名画师傅雯用手指所画，高5米，宽10米。画面上，释迦牟尼端坐在莲花座上，慈容可掬地向信徒讲经说法，周围一百多位弟子洗耳恭听。有趣的是，听众中，还有中国的历史人物关羽、关平、周全及布袋和尚等。
5、多宝殿是佛教文物、艺术的宝库。殿正中供奉着三尊明代铸造的铜佛像，两旁高大明亮的玻璃柜中陈列着尼泊尔、印度、孟加拉、日本、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尼、越南、美国、新加坡及港澳台地区佛教界来访人士赠送的珍贵礼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6、广济寺珍藏的佛教经典十分浩繁，仅图书室就有23种文字、10多万册佛教经典、著作，仅收藏的《大藏经》就有12种版本，是研究中国佛教发生、发展和演变的重要史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寺内还有1721一1753年甘肃临潭县卓尼寺能版印刷的一部藏文《大藏经》，共231包，是佛教中的珍贵文本。
7、寺观在北京的兴建历史悠久。早在北魏时，幽州就是佛教聚兴地区之故民间有“先有潭柘，后有幽州”之说。今历史博物馆馆藏北齐天统四年(568年)光林寺尼静妃石造像，海淀区车儿营存魏太和造像(有学者疑其为伪作)和采师伦“重藏舍利记”中称：东魏元象元年(538年)幽州刺史尉长命建尉使君寺等，都说明在魏晋北朝时，幽州地区佛教文化已有一定发展。幽州地处北方边陲，佛教的发展，比中原和江南等地起步时间晚，但发展速度并不逊于它地。隋唐五代时期，燕地名僧辈出，并在唐初开始普遍建寺，同全国各地一样，佛教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和发展阶段，并对后世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契丹族笃信佛教，盛况能与唐代相比，并远超过宋朝，而辽代佛教发展又以燕京为五京之首。所以文献中以辽南京佛寺相望形容其佛教发展的程度。元代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大都城内寺庙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元代道教势力和影响仅次于佛教，如仅见于记载的全真道寺观就达廿余所。当时在大都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蒙古萨满教等传布。明清两朝对佛、道二教同样重视，许多寺观得到发展，尤其两朝宦官专权，他们死后多建寺，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这样的历史发展，形成了北京寺观众多的特点，于是兴建碑、修葺碑、著名僧人墓幢等各寺均有。目前存在最早的是70年代在房山窦店发现的有唐武德四年(621年)题记“贤劫千佛之碑”，该碑碑身布满佛像、仅在碑阴上部正中辟出一方形壁面，刻出文字，惜文字已多漫漶不清。出土时碑身上佛像头部已全部被砸，可能是唐朝会昌灭佛时所为。1989年，在房山雷音洞前石栏杆地娥下面发现一方残碑，残高32厘米、宽37厘米，厚5厘米，面背双刻。这件重要残碑，虽有残缺，但仍可辨识其内容，万幸的是在碑阳第4行有“八年岁次乙酉”、第7行有“琬为护正法”和第8行“石经一十二部”的重要内容，可证明是静琬于武德八年(625年)刻经的题记碑。1957年在房山云居寺第一洞洞底发现一穹碑，额题“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高250厘米，宽100厘米，刻于开元□四年。是目前发现有关石经山开凿石经洞的惟一史料。在房山云居寺雷音洞左侧还有武则天垂拱年间的两通碑，碑螭首，额刻一佛二菩萨，碑文书法艺术高超，是不多得的唐碑。辽金元三代在北京也有不少名碑，如应历五年(955年)王正撰《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统和年间《千人邑会碑》、清宁四年(1058年)赵遵仁撰《续镌四大部经成就碑记》、大觉寺成雍四年(1068年)《清水院碑》、戒台寺《法均大师遗行碑》、金崇庆元年(1212年)《天开寺奉先县禁山榜示碑》、元至正廿四年(1364年)《兴隆寺置地碑》、明景泰四年(1453年)《隆福寺创建碑》、嘉靖三年(1524年)《大德显灵宫奉安诸神碑》、清顺治八年(1651年)《普胜寺创建碑》、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法源寺碑》等，因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举了。
8、雍和宫，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雍和宫大街，距今已有300年历史。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帝为四子雍亲王建造府邸，称雍亲王府。雍正三年（1725年），改王府为行宫，称雍和宫。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驾崩，曾于此停放灵枢，因此，雍和宫主要殿堂原绿色琉璃瓦改为黄色琉璃瓦。又因乾隆皇帝诞生于此，雍和宫出了两位皇帝，成了“龙潜福地”，所以殿宇为黄瓦红墙，与紫禁城皇宫一样规格。乾隆九年（1744年），雍和宫改为喇嘛庙，特派总理事务王大臣管理本宫事务，无定员。
9、寻着历史的足迹，雍和宫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十五世纪。《清宗人府事例》中有这样的记载：“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十二月谕宗人府：皇四子胤禛、皇五子允祺、皇七子允祐、皇十子允锇……等，俱已分别册封分府，唯胤禛、允祐二人是贝勒，而所封府邸是亲王府邸雍和宫，规模违制，着由官房租库，将前明内宫监房拨给胤禛……”。文中提到的皇四子胤禛即：清朝雍正皇帝雍和宫。这时是贝勒身份，按照贝勒府府邸的规制，他的父亲康熙皇帝将明朝时期太监们居住过的官房(清朝定鼎北京后将这里划为内务府官用房)分给了他。康熙三十三年胤禛搬进府邸，取名“贝勒府”（年限有待考证）。
10、康熙四十八年，胤禛晋升为“和硕雍亲王”，“禛贝勒府”也随之升为“雍亲王府”。这时的雍和宫从规模、建制到人员配备都与从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座昔日的“贝勒府”真正发生历史性改变则是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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